20世紀30年代，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，14年間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，卻通過系統性地編織謊言，掩蓋罪行，戰后,日本右翼勢力更持續抹除歷史記憶，否認戰爭罪責。這些謊言不僅歪曲史實，還欺騙國際輿論，侵蝕和平基石。由申奧執導的電影《南京照相館》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藍本，通過具象化的影像敘事，深刻揭示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如何制造謊言，又如何被普通人用勇氣與良知戳破，并透過罅隙中的人性之光，讓歷史真相重昭于世。

對南京大屠殺的否認與影像鐵證

1937年12月南京淪陷，日軍無視國際法和人道底線，將南京糟蹋為人間煉獄。戰后，面對確鑿無疑的歷史資料和證人證言，日本右翼勢力仍竭力否認南京大屠殺，聲稱是中國人編造的“謊言”。《南京照相館》取材于一段驚心動魄的史實：1938年1月，15歲的照相館學徒羅瑾在沖洗日軍軍官送來的“櫻花”膠卷時，被其中觸目驚心的砍頭、活埋、奸淫等暴行畫面所震驚，他冒死偷偷加洗了30余張照片，精選16張制成相冊，并在相冊封面畫了兩顆紅心和一把匕首，還寫下“恥”字。兩年后由愛國青年吳旋接力守護，這份日軍自己拍攝的“京字第一號證據”，最終在南京軍事法庭上成為定罪戰犯谷壽夫的關鍵證據。

照片記錄著侵略者無法抵賴的暴行，是最直接的戰爭罪證。《南京照相館》通過嚴謹的史料考據與創新的藝術表達，1∶1復刻歷史照片，高度還原南京城墻、街巷等標志性場景，以影像力量將民族創傷轉化為具象化的集體記憶。電影拋棄了戰爭片慣常的宏大敘事與血腥渲染，沒有全景展現大屠殺的過程。以寫實、克制、留白的手法，大量運用中遠景、點到即止的鏡頭語言，輔以氛圍、聲音和人物反應等，既讓觀眾看見日軍的虐殺行為，又避免過多直白的視覺沖擊。比如，日本兵摔死孩子的鏡頭置于后景，焦點落在前景人物的震驚與悲痛上；臭名昭著的“百人斬”事件以《東京日日新聞》隨軍記者報道照片一筆帶過；林毓秀（高葉 飾）的旗袍被撕碎，嘴角滲血、蜷縮角落，暗示她剛遭受了非人的侵犯。

日軍的侵略野心遠不止于土地，還在于對中國文化的摧毀。每個師團均配備“兵要地志資料班”，系統劫掠文物。1937年掠走了南開大學刻有《金剛經》全文的校鐘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據戰后日本方面自己統計的數據，僅1931-1945年，從中國掠奪的文物就高達360萬件。電影以細節控訴暴行：日軍官小心擦拭宋代瓷器，大量古籍被裝箱運走。孫中山“天下為公”的牌匾被覆蓋“亡國之君”，相館墻上市民笑臉照被戰犯肖像侵占；日軍在廢墟上演“大相撲”、江邊屠場舉辦“神道儀式”；曲解“仁義禮智信”為屠殺邏輯，對名畫“高山流水圖”品頭論足。日軍從明城墻上撬下墻磚，欲帶回日本建造炫耀侵略野心的“八纮一宇”塔。這些都是對中華文明的覬覦與褻瀆，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更深層的文化滅絕陰謀。

軍國主義親善騙局與影像反擊

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著的《菊與刀》，揭示日本精致的“菊”表象下，往往藏著冷酷的刀。1919年日軍成立了陸軍省新聞班，專門負責宣傳工作。侵華日軍宣傳“大東亞共榮圈”這一極具迷惑性的謊言，營造與占領地民眾友好相處的假象。《南京照相館》通過多組平行蒙太奇鏡頭揭露其虛偽：一邊日軍騎車載著孩童，分發糖果，讓市民微笑合影；一邊殺人，或刺刀抵腰。換上新棉襖的老太太，袖口還沾著兒子的血；嬰兒被活活摔死，竟逼迫毓秀手抱嬰兒尸體，面帶笑容記錄“家庭溫情”。與之相呼應，鏡頭閃回東京，街頭舉國狂歡、慶祝帝國武功，冷血與喧囂的畫面交織，揭示出軍國主義裹挾全民的殘酷現實。

相機是定格光影的工具，可載真相，也可編織謊言，這成為電影中的重要隱喻，暗指影像暴力。影片多次將殺人的槍與相機并置，裝彈上膛的“咔咔”聲和手撥相機的“咔嚓”聲交叉剪輯，揭示兩者的共謀關系。槍直接屠殺生命，相機則扮演著日軍“屠殺真相”、粉飾罪惡的幫兇。日軍嚴格審查每一張照片，在屠殺照片上蓋“不許可”紅章，嚴禁傳播，銷毀一切不利證據。僅允許“親善”照片流出，鏡頭里的虛假“安好”，比射出的子彈更令人窒息——侵略者不僅摧毀生命，更扭曲真相，篡改歷史。

然而，光影定格的瞬間也成了罪行最好的佐證材料。影片中，照相館曾見證無數南京人的日常美好，日軍入侵后，那些浸滿中國人鮮血的照片，刻下了侵略者的滔天罪行。相機和照片，變成郵差阿昌（劉昊然 飾）等人手中的反抗武器，揭露暴行的復仇之刃，最終將戰犯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。片尾，毓秀用相機記錄戰犯的受審、伏法，完成從受害者到記錄者的身份逆轉。電影更以想象的筆觸，讓已犧牲的阿昌等人“現身”，共同見證惡魔受誅，共享遲來的正義。

對中國人民的污名化敘事與影像抗爭

為瓦解中國人民抵抗意志，日軍極力渲染中國人“懦弱自私、一盤散沙”，進行丑化和污蔑。《南京照相館》一開始，浴血難支的官兵，倉惶逃命的百姓，南京城一派淪陷的頹敗景象。幾位本沒有交集的普通人，因沖洗“親善照”，匯于吉祥照相館，他們都不是天生的英雄，在面對死亡時都很害怕，但在殘酷戰爭和民族大義面前，當目睹一張張日軍屠城的罪證照片被沖洗顯影出來：親人被殺、街坊被淫、鄰居倒在血泊中……這些照片如利刃穿心，迫使這些身陷“洗是漢奸，不洗沒命”絕境中的普通人，開啟從“求生”到“覺醒”再到“抗爭”的蛻變，決心要留此光影證據，以待將來為證；他們也從最初爭搶“保命條”到抓鬮互讓通行證，把生的希望留給別人，都走出了一條清晰的成長線，煥發出善良團結、勇毅堅強、舍生取義的民族精神。

善良的郵差阿昌，被迫為日軍沖洗照片。在眼見熟悉的城市與街坊不斷遭毀滅后，從最初的膽怯懦弱，只求逃離，到兩次讓出離城通行證，尤其是當罪證底片面臨被毀時，他選擇了超越自我的犧牲，勇敢揭穿陰險虛偽、獸性冷血日軍攝影師伊藤（原島大地 飾）的面具。臨終前，他直視伊藤怒吼：“我們永遠不可能是朋友”。幾個字擲地有聲，是對一切“親善”謊言的徹底清算，還彰顯了民族尊嚴。

照相館老板老金（王堯 飾），一家四口原本生活幸福，戰爭使其藏身地窖。作為有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，他最早洞悉照片的罪證價值。當老金決定藏匿底片、犧牲自己時，阿昌從旁觀者變為主動參與者，兩人的關系超越了師徒，成為民族記憶的接力者與傳承者。有血性的老金還用斧頭砍死意欲施暴的日軍官，影片開始出現的斧子，終于劈出了憤恨的火焰，用生命踐行“記錄歷史，中國就不會亡”的信念。其女小金（楊恩又 飾）的話“敢打鬼子的就是好樣的，雜牌軍也很勇敢”，在恐日迷霧中透出民族不滅的希望。

林毓秀，天真以為學日語、討好敵人可保命的小演員，日軍的殘暴迅速擊碎其幻想。根植于從小唱穆桂英、梁紅玉的文化血脈，“不能做秦檜老婆”的英雄氣節令她發出靈魂拷問：“萬一日本輸了呢？”她暗中救下宋班長、讓出通行證，最終在老金掩護下，攜藏罪證底片與戰爭遺孤，闖出封鎖線，讓底片與嬰兒一同活了下來，用相機見證抗戰勝利和戰犯伏法，完成了精神涅槃。

宋班長（周游 飾），原是裝死逃命的“雜牌軍”，機智救下險遭日軍當眾侵犯的毓秀，在目睹弟弟被害照片后覺醒。當發現日軍的照片洗印師能夠取代阿昌時，為消除對大家的最大威脅，在明知必死的結局面前，以沉默的行動詮釋孤勇者的血性與怒火，用墻磚砸死鬼子。

“仁義之師”的謊言與影像解構

侵略者總要為戰爭找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日軍宣揚施仁義、行友善。《南京照相館》通過對日軍攝影師伊藤的典型塑造，來揭穿謊言。伊藤看似靦腆有禮，給照相館貼“保命符”、許諾給通行證，反復稱阿昌為“朋友”，其實他出身貴族，更受軍國主義思想的荼毒，階級優越感與殘暴本性更深。他出場戲鏡頭就在上膠卷和上子彈間反復切換，意指他在拍照與殺人之間糾結。為驗收阿昌沖洗的照片，他腳穿皮靴大踏步沖進照相館，俯拍的鏡頭，給人強烈的心靈沖擊，凸顯日軍的殺氣與平民的無助。他興奮拍攝斬首的“軍功”照；把中國人的全家福照片扔進廢紙堆，說“這些不重要”。他與書寫“仁義禮智信”的日軍高官定下“走狗烹”的殘忍計策，兩張看似救命的通行證，實則是其精心設計的殺人陷阱；一旦遭遇反抗，他會毫不猶豫出手干掉對方。他不僅用槍殺人，還會用相機和偽善等更陰險的武器。

當老金將含有強酸的顯影液潑到伊藤臉上時，與暗房顯影液沖出來屠城照片一樣：都洗出了真相，讓軍國主義的猙獰面目暴露于世。伊藤自殺后，日軍指揮官平靜地宣稱，是為師團榮譽戰死的。謊言仍在延續！

俗話說，謊言重復千遍而又不被戳穿，就有人把它當成真理。只要世間還存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謊言，那就必須隨時、及時去戳穿它。《南京照相館》作為“歷史第一現場”的影像見證者，再次強有力昭示：南京大屠殺是不容置疑的。針對南京實施長達6周的大屠殺，是刻意制造的“極致征服”的軍事行為、文化滅絕行為。大屠殺這種反人類罪行，絕不是部分日軍所為，而是日本軍國主義高層的決策。

影片結尾，老金拉下照相的背景布，從勸業場、西湖、黃鶴樓，到萬里長城，掛圖暢游。大家一起喊出：大好河山，寸土不讓，道出中國人深植骨髓的家國情懷。當片尾老照片的斷壁殘垣與今日南京的梧桐街景重疊，這座城市已浴火重生，但80多年前那個冬天的記憶從未遠去。電影英文名“Dead To Rights”，意為鐵證如山。吾輩要時刻銘記歷史，自強不息、勇毅前行！

（作者為廣東省評協副主席、深圳市文聯副主席 趙東）